為世界把脈

今年的「世界新聞圖片大賽」(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內地攝影界稱為「荷賽」）的評選結果實在有趣，將「荷賽」看得甚重的內地攝影界顯得甚為雀躍，因為今年共有7位中國攝影師獲獎，算是大豐收，其中包括奪得肖像類組圖季軍，由內地攝影師李潔軍拍攝的《複製戰爭》系列，用玩偶擺布造成固有戰爭圖片的翻版，惹來不少是否作為新聞圖片的爭議（其實英文裡press的含意已可討論半天了），網上已有很多討論，我不贅了。這一趟其實不是談論「荷賽」的評審方向。已—而是想談論一下摘下大獎的資深報道攝影師Anthony Suau拍攝的有關美國經濟危機的作品。

老實說連我初初看到這幀照片時，都少不免丈八金剛起來，但是愈看愈過癮。這張照片（見附圖）可以是警員搜捕劫匪或是伊拉克美軍的行動，其實裡頭是一位俄亥俄州的警察，緊張兮兮地搜查著一個一個已斷供款的房子，警員要確保這些房子一就是戶主正在遷出，如無居民的話就確保沒有不法之徒利用寄居等等，來得頗有黑色幽默味道。Suau這張照片也是一個系列圖組的一張，那系列的圖片也是在「日常生活」組圖類別拿了第二，這個圖組視覺上並不是悅目和富視覺衝擊性，卻能拿捏到時事脈搏，大有為世界把脈的意思。

當看到報紙記載近日美國這個秧秧大國，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大批無殼一族湧到公園紮營居住，成了一個「Tent City」，大家已心照不宣，暗地裡認定這是一個新的大肅條的來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肅條，諷刺地也是紀實攝影豐碩的年代，FSA（農業保障局）的攝影計劃、推遲一點的生活雜誌（《Life》）或紐約工人電影和攝影聯盟Film and Photo League，及一大堆我們耳熟能詳的紀實攝影鼻祖：Dorothea Lange, Walker Evans......但今時今日的經濟體系錯綜複雜，經濟衰退的誘因和解決方法已不像當年般單純，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相比起現在各式的拯救經濟方案也不可同日而喻，報導紀實攝影也不能像當年單純面向貧苦的一眾，或許我們習慣用單元的思維去闡釋事件，媒體的編採方向更是首當其衝，前些時香港失業率飆升至五個巴仙，某外個通訊社嘗試發布了一張籠屋居民的照片去蓋括之，給讀者錯覺是失業率反映在變壞中的生活環境，大家明白當年魚翅漱口的年代，住籠屋的數目比現在更甚。

多元的觀點在哪裡呢？美國新晉攝影家Brian Ulrich在自己的網頁裡大聲疾呼，稱美國當今年青藝術攝影師過份個人主義，過份的「私生活」，而對現在的外在環境不聞不問，他感到驚訝的是對於當今社會經濟形勢的影像是何其的缺乏，他拿前幾年颶風卡特里娜的災難作例子，固然有大量出色的新聞圖片出現，但亦有如Robert Polidori等本身不是紀實形式的攝影師拍攝一些個人對事件迴響，Ulrich本人的攝影計劃《Dark Stores, Ghostboxes and Dead Malls》就是拍一些美國經濟衰退潮中的空商場空店子，注意的是他並不是在趕時髦，上年春天他就已經開始進行這個攝影計劃。Ulrich的觀點可能有點偏頗，但亦是一個好好的提點，當我們日後回望這段艱難的日子，會有一些什麼代表性圖像？
















Brian Ulrich的網頁

"Soon we'll all be amateur photographers"

最近看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的博客裡掀起一陣討論，BJP的編輯Simon Bainbridge針對攝影教育說了些話，他碰上很多快將畢業的學生，覺得他們對自己的前景過份地天真，Bainbridge認為很多學院沒有好好告訴甚至隱瞞學生他們正面對的是一種什麼就業環境，是一種失德的表現（a moral failure）。因為實在有太多真材實料，技藝超凡的攝影師，都要在這個經濟環境下「吊鹽水」，滿腦不切實際的空想的畢業生會落得怎樣境地？其實這個話題自我九十年代大學畢業已歷久不衰，只不過在這個金融海嘯期間更能凸顯問題的存在。

或許聽聽英國攝影師Simon Norfolk（就是那個用大畫幅在阿庫汗戰爭中拍攝靜態的戰地場面的攝影師，見附圖）的意見，Norfolk的身家敗在冰島的銀行倒閉潮上，心灰意冷地提出自己見解：就是去轉行。他在World Press Photo的博客寫道：「保持你對攝影的熱忱，但去試試從事其他行業如電影剪接、網頁設計或會計。」灰？還未算：「最終我們會變成業餘攝影師，從事著別的行業去「揾真銀」卻不欲告人，因為那種給人勢利的感覺始終要避忌一下。」
















Bullet-scarred apartment building and shops in the Karte Char district of Kabul. This area saw fighting between Hikmetyar and Rabbani and then between Rabbani and the Hazaras. ©Simon Norfolk

開埠初年葬禮照片之謎

昨天(3月18日)的《明報》有個專題訪問，介紹近年出現的香港墳場旅行團。訪問之中擔任了墳場遊導賞員兩年多的劉李林(附圖解說他是聖雅各福群會項目發展主任)道：「…英國海軍軍艦響尾蛇號，船長William Brodie因病逝世，遂葬於香港墳場，刻有1841年6月17日，死時才50多歲，有關資料已在軍醫文件中記錄下來，內裏更附有出殯時儀式的照片。」

據我所知，Brodie死時攝影術並未傳至香港，因此他出殯時有照片紀錄之說頗成疑問。訪問中提到的軍醫應是Edward H. Cree，此人有寫日記和畫素描的習慣，訪問裡說的照片，大概就是Cree的這一幅圖畫吧。

香港攝影節？

《信報》今天(3月13日)刊載一篇訪問本地攝影家沈嘉豪的文章，內容提出現在是營造「攝影節」的適當時機。他的構思是：「在同一月份內，由不同的攝影團體各自組織和策劃屬於自己的攝影展，在全港各區有不同的攝影展覽一起舉行。…當中一個統籌單位，…其職能只負責統籌活動宣傳，但對展出的內容則毫不干涉，這樣才符合攝影本身的包容和百花齊放。我會用所謂「齊頭散尾」式的設計，即各個相展同時開展，但展期、場地都可以不同。我相信這種藝術形式可令更多香港攝影師及攝影愛好者參與，長遠來說可以推廣為旅遊項目，以至吸引攝影生產商的關注。更重要的是塑造出一個具香港特色的「攝影節」，增加與內地及國際的攝影文化交流。」

沈嘉豪的這個意見在年初的《影像香港》展覽未結束時，圈內人就已經醞釀討論。從地理、文化設施等條件而言，我們要搞一種定期的攝影節是絕對綽綽有餘的。大家多發點意見吧。

圖：去年山西平遙的國際攝影展。

攝影家‧作家

我最常用來警醒自己的一句話是：「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不要誤會，沒有意思去貶從事教學的朋友，只是警戒自己不要自以為是，因為人之患在於好為人師也。

這句話其實是出自口才出眾的大文豪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蕭伯納固然為人甚「寸」，對很多事情的批判絕不手軟，但對有些東西卻會口下留情，那個就是是攝影術了。蕭伯納是個攝影發燒友，跟當時的攝影圈子非常惗熟，也勤於在不少文章或訪問中表達對攝影的觀點，他反對修描作品，對攝影表現事物本質的忠實性讚口不絕。又甚喜作攝影師的模特，拍下了好一些精彩造像，其中甚至為畫意攝影（pictorialism）的關鍵人物Alvin Langdon Coburn做裸體模特，模仿羅丹的名作《沉思者》，不吝惜自己一身已不太結實的肌肉。

再算早一點的話，《愛麗斯夢遊仙境》的作者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 1832-1898）也是一位出色的攝影師，他在維多利亞時期的攝影圈名氣不薄，他拍攝得最多的對像是朋友的女兒Alice Liddell，也就是《愛麗斯夢遊仙境》的愛麗斯原型，而卡羅喜好的跟我們現今的cosplay有少許相似，Alice Liddell在裡頭不是扮演多種角色，有時候是小乞丐，有時候是裝大人，有時是東方的茶葉商人，他還有拍攝過一些是小孩裸體的照片，難怪一直被學者懷疑他有戀童的嫌疑，當然仍有人為他辯稱是維多利亞時期，用來表達純真所用的典型美學風尚。卡羅對攝影的「發燒」，其實跟當今的愛好者無大分別，也是對自己的器材滿心自豪。他的老友，製作過不少經典集錦照片作品的Oscar Rejlander為他拍攝過不少的造像，其中一張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照片裡的卡羅假裝著清理自己相機的鏡頭。

相信大家都聽過魯迅（1881-1936）棄醫從文的故事，很大程度拜攝影術所賜，他在《吶喊·自序》裡就提過，在日本仙台學醫期間的課堂裡，教授曾放映了日俄戰爭時中國人被砍頭示眾，被一眾同胞圍觀的幻燈片，令他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不會拍照，但也寫過一篇關於攝影的文章《論攝影之類》，與其是說「論」攝影，其實更多的是描寫民國初期攝影的風氣，和其在民間產生的現象和迴響，尤其是文中提及的「S城」，即魯迅老家紹興。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白話文最早論述攝影的文章，這個真的要請教隔鄰的Edwin。有機會再詳作討論。

後記：收筆時才知道好友波夫波近來也有提及過Lewis Carroll.






















Geroge Bernard Shaw as The Thinker, 1906. By Alvin Langdon Coburn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Lewis Carroll), 1863. By Oskar Gustav Rejlander
























Alice Liddell as beggar maid, 1859. by Lewis Carroll

「最大公約數」

和一位前輩聊天，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語是「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和我們以前小學念算術的「最大公因數」（還記得Highest Common Factor–H.C.F.嗎？）同義，但我們不是在聊數學，他是用這個詞語來指本地一些容易賺得別人認同或掌聲，不會受大家太大爭議，或者是拍攝題材都是普世價值所認同（但又算不上通俗）的攝影師。這個詞彙只能心領神會，不能語解。或許換個說法，看這些攝影師的作品你不會去問：「吓？點解咁影嘅？」或者是「吓？點解影啲咁嘅嘢？」

我即管嘗試解說一下何謂「最大公約數」，要舉個例子可以有很多，但第一個衝進腦袋的，是Michael Kenna。何解？因為我每一次到線上攝影書店看他們的銷量排行榜，Michael Kenna的攝影集一出一定是榜首，而且一佔又好幾個月，還有他每年的攝影掛曆，也是銷量冠軍，證明他多受普羅讀者歡迎。有時間可以參觀一下他的網頁，他的作品只會遵循一種創作方式，是黑白純美、具神秘色彩的風光照片，討好得來又不會被人認為俗氣。引申一下，其實擁有極多粉絲的已故風景攝影家安塞‧亞當斯（Ansel Adams）也入圍，阿當斯的照片可以滿足追求高超攝影製作手藝的愛好者，尤其是當攝影術被當作一門機械複製的技術時，又一方面滿足自然主義支持者的口胃，畢生拍攝的都是又無甚大爭議的作品（除了曾經修描底片改動照片的景物外）。

我熟悉的紀實攝影範疇也不缺「最大公約數」，抱歉地要數一位可能要開罪很多粉絲，他就是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薩爾加多無論拍攝題材，表現手法，都很能成功贏得各類型的觀眾：圖片編輯、普羅讀者或攝影師等的認同，挑選題材都是不會受到爭議和挑戰的申斥性議題：貧窮、第三世界、勞工、移民等，再加上近乎無何挑剔的古典構圖，是不由自主也好，是刻意計算也好，這些作品都成為一幅幅類宗教受難圖像（極力推薦翻閱郭力昕老師的《書寫攝影》裡「英雄主義者的浪漫負擔」一章）。但有時候看作品，都會希望找一些元素去挑戰自己的價值觀，或視覺經驗，我要澄清，上述提及的都是水準超卓的大師，成就不凡，他們的作品亦是傑作，可他們一直在將自己放到一手建成的pleasure zone內，其實讀者亦被誘使進入他們的pleasure zone內，不能自己。所以我會欣賞有些已有所成，但仍甘心去越軌一下，最後碰得焦頭爛額而回的攝影師。他們是誰呢？
















Refugees in the Korem camp
Ethiopia, 1984
© Sebastião Salgado

攝影光學原理與柏拉圖

構成攝影圖像的光學原理「暗室」(camera obscura) 現象，以往史家都以為最早的文字紀錄是希臘哲學家阿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的《疑問》(Problems)一書。阿里士多德不單觀察到光線透過小孔會在地上或對面的牆上產生圓形的圖像，也注意了孔洞愈小，圖像愈是清楚。

在人造光源既少且弱的年代，暗室現象無疑沒有今天那麼罕見。阿里士多德是不是西方最早發現這個原理的人，實在很難遽下定論。但從西方哲學史的發展來說，由他來紀錄此事，真的是最恰當不過。他的哲學提倡實地觀察，一反其師柏拉圖強調的意念世界 ─ 阿里士多德嘲諷之為形而上學。柏拉圖是不會認為這些現象是值得紀錄或者探索的。

從側面來看，也許柏拉圖在生時(約公元前428-348年)，暗室現象真的尚未廣為人所知。不然，柏拉圖在《共和國》(The Republic)裡的著名山洞人寓言，那些被無知者以為是真實的影子，就不會是由燭光產生的了。

最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攝影史作者卻提出戰國時的墨子才是世界上最早紀錄暗室原理的人。將來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