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畫人翟宗浩君昨天(21日)在《信報》的專欄裡討論了攝影和正在香港舉行的兩個照片展覽，其中一個是岑允逸的《某座》。文章說：「又抵達上環的Upper Station畫廊，攝影家岑允逸，透過擷取建築物構成的幾何造型，配合亮麗顏色，將香港街道景致，再三淨化後訴諸群眾。這種對物象／構圖的抽象表現，上世紀六十年代Edward Weston和Minor White曾經把玩得出神入化，何勞岑氏五十年後老調重彈？如果勉強解說，乃作家鄉土情意結的體現，為何捨棄原汁原味，自愧於香港陋、髒、亂的城市風貌，迫逼街道，透過簡約、漂白、美化，刪改成一幅隔閡得像喪失魂魄的圖案？」 近日為幾宗工作頻頻失眠，讀翟君文章後頓時頗得寬懷。文中好些論點都值得借題發揮一番，但首先趁此機會抽點水，把自己為《某座》寫的一篇推介文章貼在這裡。此文本來是張貼在藝廊展覽廳牆上的，但是翟君當時未暇閱讀吧。
褪剩的只有新髹的顏色
公共屋邨是戰後香港政府推出的重要民生政策，它們多層密集的設計既容納了一波又一波的從中國大陸湧至的新移民，半村莊半社區的經營模式也維繫了香港長時期的穩定與發展。公共屋邨更是嬰兒潮世代流行的香港神話，我們大都聽過甚至相信自己曾經親身經歷過這樣的故事：童年時在屋邨刻苦生活，長大後憑著個人努力奮鬥，終於出人頭地，事業有成。
對於戰後初期來港的人士以及嬰兒潮族來說，住進公共屋邨其實是個改善生活環境的機遇：今天我們會覺得屋邨單位細小、設備簡陋，但在之前住在寮屋或板間唐樓的前輩眼中，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加上政府每每將公共屋邨規劃在工業區的附近，令他們很容易就找到工作；即使是要照顧小孩子而不能全職工作的婦女，也可以到工廠或屋邨的店舖取些紡織品、膠花或玩具之類回來加工，幫補家計。
只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左右，公共屋邨的神話就開始破滅了。一方面由於市區土地已滿、價昂或另有用途，新的公共屋邨往往都建築在偏遠不便的地區；另一方面是經濟轉型、工業北移，即使是住在原有屋邨的居民，也有因為未能適應轉變而生活愈見艱難。隨著他們子女的陸續遷出，公共屋邨於是就愈更成為貧窮、老化、落後以至綜援戶集中地的代名詞了。
1971年出生的岑允逸在十歲的時候跟隨父母從觀塘裕民坊搬到新建成的順安邨，這三十年來他所經歷目睹的，正是交通不便、人口老化、樓房日益殘舊、貧窮持續等的狀況。最令他感到諷刺的是，政府每隔些年份就會給屋邨的外牆和公共設施粉飾翻新，而髹上的顏色則愈來愈是鮮艷。用他自己的說法，現在簡直就是幼稚園的風格了。
去年牛頭角下邨清拆之前，許多香港人都拿著照相機趕去拍攝些懷舊照片，那無疑是嬰兒潮世代的情懷。今天，七十世代的岑允逸展示了他鏡頭下的公共屋邨，卻是香港正在走向下坡的縮影。近年來不少大學生還未畢業，就已紛紛申請入住公共屋邨，只因為在地價狂飆、就業困難的時代，屋邨較為低廉的租金是他們較為輕鬆的起步點。到底他們能不能夠活出新一代的公共屋邨神話呢？抑或他們之中，有人將來會用攝影為公共屋邨留下八十世代或者九十世代的印象？
除此之外，也可以看一下John Batten之前在南華早報的文章介紹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