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次討論說到有說法認為攝影術發明與十八、九世紀以來歐洲人的思想出現範式轉移有關。對此吳稚暉寫的小說《上下古今談》裡有一段很活潑的描述：
「嘉慶十年[約西元1804年]，到今年光緒二十六年[1901年]，剛好九十幾年，在九十幾年前，那時節千里鏡是有了，顯微鏡是止有狠粗的，其餘輪船亦沒有，火車亦沒有，電報亦沒有，然而彼時間正就是……奇怪東西出世的時候到了，因此，想輪船的正在那裡想輪船，想火車的正在那裡想火車，想什麼的正在那裡想什麼，你也瞎想，我也瞎想，有的是想出一點東西來的，有的是想來想去，想出來的法子，沒有效驗，被人好笑的，故爾就是這件照相的事情，也就有無數人，閒空了，天天想到，他們本來不曉得自己做得出照相，或者做不出照相，當時世界上亦沒有一個照相的名目，大家止覺得，終要有這麼一件東西，不消用筆，就可畫出一幅畫來，方才便當，……」
《上下古今談》大約是在1911年時出版；一百年後回顧，這範式轉移的觀點在華語世界都不流行，實在教人感到困惑。到底是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的識見停滯甚至倒退，抑或是受到歐美對攝影歷史的研究也開了倒車的影響？
7月時開始撰寫關於攝影「返回原點」的討論，首篇就對長久以來人都希望將眼前所見的景象永久保留的說法提出質疑。這一點上《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的作者Mary Warner Merien寫來比我更加斬釘截鐵。引用19世紀業餘攝影家Oliver Wendel Holmes(1809-1894)在1859年發表文章中一句「We do not remember any prediction of such an inconceivable wonder」，Warner Merien的結論是「在攝影術發明前的幾個世紀裡，無人預見到它會出現。」
這樣的立場，雖或未至於完全推翻紐約現代博物館從Beaumont Newhall到Peter Galassi的攝影歷史觀 ─ 攝影是從西方藝術發展延伸而成的圖像系統，但起碼也是個重要的修訂，顯示了在1800年前後西方社會與文化發生了的範式轉移。
附圖攝於剛在上月25日結束的第十一屆平遙國際攝影節的柴油機廠，學術展覽的展場。
攝影發明者Niépce (1765-1833)的全名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他29歲時隨軍至Nice時染上疫症病倒，幸得居所屋主的女兒Agnés Roméro悉心照料而痊癒。其後二人成婚，一年後生兒子Isidore。1833年Niépce因腦栓塞(中風)逝世後，Isidore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父親與Daguerre共同研發攝影術的合約，但雖經後者多番催促始終全無建樹；終於Daguerre在幸運之神眷顧下找得改良的攝製方法，除沿用金屬底板外原理和用料都與Niépce的方法有別，曝光時間縮短至半小時以下。Daguerre由是將發明據為己有稱為daguerreotype，而Isidore則終其一生都在投訴父親的發明被騙棍剽竊。
儘管Isidore Niépce是攝影歷史上著名的失敗者，其實他對攝影術的發明也有一個巧合的貢獻。話說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在進行石版印刷術時，因為不擅繪畫，一直都倚靠Isidore動筆做些圖案之類給他製版試驗。1814年Isidore參軍去了(他曾經參與滑鐵盧戰役)，Niépce在無計可施之下就想到用camera obscura來讓陽光為他產生圖像。於是他的研究方向，就從石版印刷術轉向攝影術了。
上網搜尋Isidore的人像，竟然也是徒然。這裡展示的是1839年8月法國政府將daguerreotype公佈於世時，他以Niépce發明的heliography的法權人身份(法國政府也給了一份較低的津俸購買其法)坐在右側。看上去，真是廣東人所說的頭耷耷哩！
附記：翟宗浩君昨天(18日)在《信報》再發表了另一篇討論攝影的文章「全民皆攝影師 藝術家攝什麼？」，大概是補充前篇未盡之處的。我在這裡回應他的文章，開始時曾經通過認識他的友人知會了他。
關於Niépce，我還想再寫一些。撰寫前篇討論他的帖子時翻查了資料檔案，發現以他為題的筆記竟然有38頁之多，部分自己都有些淡忘了，於是趁機溫習溫習。這些筆記主要抄錄自1867年出版、Victor Fouque編著的《The Truth Concerning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y, Nicéphore Niepce: His Life, Letters and Works》一書，香港大學圖書館有本重印版；由於不是主要研究的題目，在沒有自購一本之下就只能邊閱讀看邊輸入電腦裡了。 今天我想先就翟宗浩君說Niépce是「石版印刷工人/發明家」的事。基本上Niépce不是從事石版印刷的，但他的確有進行對石版印刷術的研究，而且這對他後來試驗攝影有直接的因緣，所以值得稍加解釋。Niépce嘗試石版印刷的年月，此法才面世不久。日耳曼人Alois Senefelder在十八世紀末發明此術，在1802年時傳入法國。起先沒有什麼人感到興趣，直到1814年法國貴族Count Charles-Philibert de Lasteyre Dussaillant從Bavaria地區引入工人和石材，於巴黎開設首家石印出版店，一時之間群起學習，成為熱潮。
Niépce的先祖原是Burgundy地區Chalon-sur-Saône的貴族(至今家族仍有生產Burgundy紅酒！)，只是經歷法國大革命之後家道中落，為了家計Niépce及其兄Claude合作嘗試過多種工業發明，希望能夠增加收入。於是當巴黎掀起石版印刷熱潮的時候，他就在與Claude合作搞船用發動機的同時，也進行有關的印刷實驗。
由於Niépce的住處頗離城市，購買Bavaria的石材很不容易；他乃從本地石材到轉用金屬為底版作印刷，並由此而進至嘗試攝影。曾經有段時間攝影歷史學者都說攝影是從繪畫演進的，但從Niépce的例子來說，其實改進印刷術的意圖更大。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麼Daguerre發明的照片是些銅板，其實如果了解Daguerre的方法是源自Niépce對印刷術的實驗，就可以把握得到了。
Niépce和Daguerre在1829年簽訂合作協議書後，未能在技術上有產生更大的改善。他的方法用數小時來產生印刷用的底版不算很差，但若應用於留存短暫的光影效果就不行了。是故當他在1833年病逝時，跟Thomas Wedgwood一樣沒有留下用攝影拍製的人像照片。
繼續討論翟宗浩君在7月21日《信報》發表的文章「港女起錨，我們拍照去！」。翟文說： “自1822年法國石版印刷工人／發明家 Niépce 成功拍製第一幅照片，經歷了兩百年，攝影術以原始的玻璃底片，發展成膠卷，由黑白步入彩色宇宙，並繼續進階數碼影像。”以Niépce的實驗來擬定攝影的開始，是很值得討論的事；也正好讓我繼續上月開始的「返回原點」系列。
著名的攝影史學家Helmut and Alison Gernsheim夫婦在有關攝影術是誰發明的爭論之上，也是採取了是Niépce的看法；他們的論據大概就是翟宗浩君所說的，「Niépce成功拍製第一幅照片」。問題是Niépce的「成功拍製」是在他位於巴黎遠郊Chalon的私宅，起先也沒有對外宣佈；後來他往巴黎和倫敦尋求贊助都無功而還，如果不是他的實驗被供應鏡頭的製鏡師Charles Chevalier洩露給舞台繪畫師Louis Daguerre知道了，二人合作後Daguerre將他的方法改良再獲得法國政府在1839年收購公諸於世，時已逝世的Niépce的名字恐怕一直會湮沒於歷史之中。
那麼，還有沒有像Niépce的情況而不為世知的其他人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十九世紀前後試驗攝影術的，現在我們都知道是頗有數人的。
另一個常被視為攝影術的起點的，就是上面所說法國政府收購了Daguerre的攝影法後，在1839年8月19日於巴黎的會議上公開介紹其術，讓英聯邦外全世界的人免費使用。換言之，這是攝影術公開問世的日期，在此以前像Niépce等的實驗，都是私下秘密進行的。
有趣的是，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年以後，好些攝影者都不以Niépce或Daguerre作為攝影術的鼻祖，反而轉去尊崇在二人之間、1830年代初年搞攝影的英國人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在香港很有粉絲的日本攝影家杉本博司，也是哈Talbot族的一員喔！推其原因，主要是Talbot才是發明用底片負像曬放而產生正像的先鋒：Daguerre的方法，至1860年前後就漸漸被淘汰了。
1999年時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出有關攝影術是誰和在什麼年月的爭論，多年來一直都混合著國族情緒：十九世紀初年英法兩國在西方爭雄，法國政府買了Daguerre的攝影法後公諸於世，就說是帝國送給全世界人民的禮物；Talbot知道消息後馬上行動，聲明他才是更早的發明者：從他後來把其使用的像紙定名為Wellington(滑鐵盧戰役擊敗拿破崙的英國將軍)，他的舉措可以說是既為個人也為國家名譽；法國人為了證明他們是較早的，於是擡出了之前只低調稍提的Niépce。至此英國再有人介紹了Thomas Wedgwood，他在19世紀前就開始嘗試使用照相機用光製圖了！
此外，德國人點出了1724年發現滷化銀在日光照射下變黑的Johann Heinrich Schulze，中國人則追溯至公元前四五百年的墨子。
撇開這些民族主義情緒來看，爭論的中心在於我們要用什麼定義來決定攝影術的開始：是最早開始實驗嗎？最早成功？最早宣佈？最多人採用？還是光學或者化學上的先行者？
這樣說來，從科技角度去探求返回攝影的原點，恐怕還會是徒勞無益的。
插圖是Niépce在1827年左右用約八小時製成的照片，現時普遍認為是世界上最早試驗成功的照片。
「回到原點」是今年廣州高考中文作文考試的題目，對於攝影人來說，這也不是個容易準確回答的問題喔。
有關民間對於照片式圖像的欲望，我看過一些說法，認為將眼睛所見的圖像永久保存下來是人類亙古以來的追求。其實，從現存古代留存下來的檔案之中，這種欲求的例子並不多見，故此我總覺得是個事後孔明的解釋。
幾年前BBC有《Genius of Photography》的紀錄片系列，首集頭幾分鐘就引述了羅馬歷史家Pliny的記載，哥林多女子Dibutade在其愛人出行之前將他的影子勾勒於牆上以作思念；Dibutade的父親Boutade受女兒的痴情感動根據影像用泥塑了刻像，就是西方藝術的起點了。BBC的旁白道，實際上Dibutade所需要的，大概就是她愛人的一幅抓拍照片罷。
我想舉的另一例子發生在攝影術發生的不久以前。德國文豪哥德(1749-1832)在其名作《少年維特的苦惱》(1774)裡，說身為畫家的主人公嘗試三次繪製其愛的人像，都失敗告終；於是他就為她造了一個剪影，總算應付了過去。下面英語引文是根據Bayard Quincy Morgan的翻譯：
Three times I have begun a portrait of Lotte, and three times I have made myself ridiculous; which vexes all the more since I had a very sure hand some time ago. So then I made a silhouette of her, and this must suffice me.
哥德是應該知道德國科學家Johann Heinrich Schulze在1727年時發現陽光將銀鹽弄黑的事跡的，對在歐洲流行已久的鏡箱(camera obscura)也不會感到陌生。然而在這個半自傳的小說裡，他的解決思念之道也只是限於弄個剪影而已 ─ 哥德本人真的有搞過剪影哦。
將對某人的形象思念視為攝影的原點，我個人來說未能十分信服。
插圖是法國畫家Jean-Baptiste Regnault在1785年繪製的畫作《Origin of Painting》，主題就是Dibutade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