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藝術學院學士班攝影主修同學群像

2017年藝術學院學士課程三年班攝影主修同學群像。昨天是最後的一課了。

想起小學時好友關氏在畢業前贈我終生受用的幾句話：不枉所學、不負所志，不虛渡此一生。

共勉之。

在以拉谷二而為一

我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上星期找我協助，在電郵通訊時循例有些問候閑話。較特別的是他說起了我的藝術作品，在香港來說也許真的是罕有了。他說：「In addition to your scholarly work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continue with your art practice.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your work was unlike any other and perhaps now there would be more of an understanding audience for photographic work of a conceptual nature.」
  
有機會的話，江湖再見！

 

本文標題典故取自耶教《聖經》，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篇。

失落的承諾

2005年3月至7月間，我曾在《信報》搞了個兩星期一篇的專欄「香港天篷下」，拉雜地說些與圖像或視覺有關的東西。那年的夏雨來得很早很兇，我有些觸動就為專欄寫了一篇「雨後的承諾」，串連了些關於彩虹的故事。文章雖寫成卻沒有好的配圖，碰巧攝友謝至德來訪，我就請他根據最後的幾句發揮一下：「... 我要感謝馬路上汽車遺下的油漬，它們被雨水沖開後形成一朵朵斑斕的彩虹，確切擔保在我們這樣的時代和城市，耶和華昔年許下的諾言仍然生效。」

大約是幾天之後吧Ducky用電郵傳來了文情並茂的影像，既有虹彩更有小小的漣漪，我和副刊編輯看了都拍案折服。奈何人世間事少有完滿，我們收到圖像時文章已經見報，拍攝者的心意雖然未至於付諸流水，但也只能存於像尼斯湖般的檔案的深處，不知道有沒有浮現的一天。

我對此始終耿耿於懷，曾經許下諾言：有朝一日我若能將文章結集，必定要用此圖為封面，以報厚待之恩。

匆匆已是十年過外，黑雨後的昨天我在石硤尾的地鐵站口再與謝至德遇上。我說及此事他卻已是淡忘，並說年前因為記憶體損壞原檔案都亡佚了，出版的事也就算了罷。

事情發展至此看來都藥石無靈了，唯有在此貼上我一直小心保存的低像數圖像做個誌念。有朝一日若能將文章結集，怎樣都可以做個小小的內頁插圖嗎？

石塚洋介博士說凝視和VOP

續昨，石塚洋介博士在8月24日的「日本當代攝影及其世界觀座談會」之前，早上還為香港藝術學院的同學討論「投向同一時代的目光 ─ 日本的現代寫真 1970 年代起至今」展覽的作品，以及他有份出版的《Voice of Photography》攝影雜誌。

日本當代攝影及其世界觀座談會

昨日(8月24日)下午，在藝術中心十樓香港藝術學院的大課室與石塚洋介(中站者)和黃啟裕主持了為「投向同一時代的目光 ─ 日本的現代寫真 1970 年代起至今」展覽特備的座談會。

出席的人數甚多，70個座位幾乎坐滿了，沒有多作宣傳而反應如此踴躍，可知本地對日本攝影感興趣的人士甚多，稍為遺憾的是發言不夠熱烈。

 

我們基本上認同策展人增田玲將日本當代攝影在1970年左右開始的主張，又將之解釋為與當時日本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有密切關係。

5時結束之後我回到展覽場地看著各幅作品，想到座談會中少談到在題材和圖像風格上的衍變，不無檢討。

談談那個時代的目光

上星期五(8月15日)為藝術中心的導賞員們講介「投向同一時代的目光 ─ 日本的現代寫真 1970 年代起至今」展覽，希望可以有助於他們的工作。第二幅照片中我的右手捏得好緊，好像要打墻壁先生幾拳似的。

照片是藝術中心的同事Nixon Wong等拍攝的，謝謝。

日本當代攝影始於1970年？

上星期六在藝術中心開幕的「投向同一時代的目光 ─ 日本的現代寫真 1970 年代起至今」展覽，應該是近年來香港最重要的一次有關日本當代攝影的介紹吧。我應主辦單位的要求寫了一篇小文，刊登在8月號的《藝訊》裡。

也許是寶麗萊，也許是戴安娜

昨天在半公半私的狀況下造訪吳世傑家，蒙他招待上等啤酒、鮮茄粒、牛油果粒等小吃；看了他多年來拍攝的照片的真作後又有豐富晚餐，最後還喝飲了多種單麥芽威士忌，半醉之下回家。

期間他拿出一幅1986年時在東平洲旅遊時拍攝的即影即有合照，是我幾年前在此貼出的一幅的幾分鐘前後的圖像。今晨酒醒後在自己的檔案裡找到一幅似乎是一樣的彩色底片放曬照片，拍攝的卻是一部漏光的塑膠玩具照相機，印象中是盧婉雯帶去的。此事甚奇，但也難以稽考了。

令人鬱悶的還有採光也是糟糕，一道長長的黑影貫穿對角，是誰按快門的呢？當時同行的好像就是這六個人了。

To Build a Dream for Me and You

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馬傑偉今天在其《明報》專欄記述了上星期六(15日)他擔任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舉辦的「「2013年《前線‧焦點 2013》新聞攝影比賽」時六名評判在年度照片時的討論。焦點的兩幅照片一是戴耀廷孤身立於中環街頭，一是聖士提反中學幾位嬌弱的女同學在大雨中淋得長衫盡濕之下仍然高舉標語反對學校轉為直資的場面。

他寫道：「我很為難的投了佔中，但心底裏，票還是投給雨中抗議的女生們……」我自己也是評判之一，在「一般新聞組」作品時也給了最高分數給女生們的照片，但在年度照片時我沒有馬教授那麼內心爭戰：若要我付鈔購買二者之一，我會毫不猶豫挑女生們的一幅，但要揀這兩年香港最重要的事件和足以代表的，我別無選擇。戴教授，不要搞砸啊！

本文標題來自樂隊Led Zeppelin的名曲No Quarter，歌名中文或可譯為「殺無赦」。

《後直：當代香港攝影》展覽

此展覽是今年香港國際攝影節的節目，是探視當代香港、日本和南韓三地的攝影發展的其中一個部份。我們希望能夠藉著這個展覽瞻望2010年代的香港攝影，特別是年輕攝影家們從「直接攝影」模式延伸開拓的新趨勢。

自從1980年代以來，「直接攝影」基本上主導了香港的攝影風格。但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不遵照這方式去生產作品的香港攝影人愈來愈多。與此同時，沒有受過攝影訓練而使用這個媒體的藝術家人數也在增長之中；他們的作品往往著重概念，對題材或風格的考慮較輕。

數碼影像科技的出現深遠地改變了當代攝影，而互聯網、全球化等的趨勢以及新的藝術與攝影意念也都影響著新一代的香港攝影和藝術。這些也是我們要探索思考的課題。

這個展覽將會包含四個組別，展出共十六位/組藝術家的作品。每個組別都顯示著一種當代香港攝影的發展路向。「懷舊復古」組別檢視的是開發早期攝影技法的攝影家的作品，他們使用的技法包括針孔攝影、古老照相機、非銀鹽照片生產法、溼版玻璃片、和實物投影等等。

「有所不直」組別裡的作品乍眼看來似乎就是直接攝影，但觀眾在仔細端詳之後，不難發現它們其實是另含蜿曲。

「與天比高」組別裡頭的四位藝術家，各自開闢了攝影表達的新可能。最後，「混合與加工」組別的藝術家做的是混合媒體，或者是照片完成後再有加工的作品。

以下是參展攝影家與藝術家的名單：張康生、張益平、程展緯、何展兆、何鎮宇、賴泳晨、林亦非、廖偉棠、馬琼珠、文浩、伍啟豪、伍煒豪、譚慶楷、王希慎、楊德銘、楊俊瑋與蘇詠康。

地點：沙田文化博物館一樓迴廊

日期：2012年10月13日至11月26日

攝影討論再出發

我在9月份出版的《藝訊》發表了篇小文，雖然短短一千字，但也是很用心撰寫的，說不定是未來較為定期整理和表達自己觀點的先聲。歡迎留言批評指教。

地才與藝術教育

近日認識了「地才」這個名詞 / 概念，覺得實在很有意思；將之應用於理解藝術教育上也甚具啟發性：因為它能夠令人重新省思藝術院校和藝術教師所做的，是怎樣的培育工作。

「地才」一詞無疑是從「天才」的概念辯證衍化而生的，把它發揚光大的是臺灣歌者蔡依林吧。她在2007年時推出的演唱會專輯即以「地才」為標題，而且在舞台上直言自己不是天才，而是經過長時間艱辛鍛練致有成就的地才。換句話說，「地才」所強調的是後天的努力，即使是起初被視為資質平庸的人，只要決心成功而且百折不撓，都有可能最終變成優秀的才俊。

長期以來藝術生產都流行天才創作的說法：藝術家以其天縱之資，無須刻苦鑽研，只需藉著靈感就能創造出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作品，令群眾讚嘆艷羨。在這個模式之下，藝術教育其實可有可無，充其量只要做些技術上的訓練，就已經很足夠了。由於天賦和靈感都不是通過教育而獲得的，藝術教師也用不著教授什麼藝術理論。我記得自己初學攝影的時候，老師口中常常引述的一句話就是清代畫家石濤所著《畫語錄》中的「無法之法，乃為至法」。熱衷於藝術的學生如果不懂得如何「以無法為有法」(李小龍語)的，恐怕只能望藝海而興嘆，賣舟放棄算了。

今天，藝術天才論雖然仍未被完全否定，但愈來愈多人已是更寧願相信後天的栽培了；「地才」這個說法的出現，基本上是反映了這種思想方面的轉變。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光是不斷耕耘未必就會得到期望的結果：因為必須要下正確的種子(芥菜的種子是不會長出冬瓜的呀)、適當的施肥、灌溉和除蟲，才會有機會獲得豐收。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到藝術教育的重要性：於是在技術訓練的同時，藝術教師也通過講授批判思維、藝術形式探討、混合媒介、藝術歷史、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專業實習等的課題，為學員提供一套又一套的學習藝術的方法。

當然，藝術家的培育過程遠比種植蔬菜水果為複雜，單向性的傳授甚至填鴨式的強塞方法都不可能在藝術教育上發生功效。以我負責的攝影科為例，英國學者域陀˙貝爾根(Victor Burgin)在1982年時就提出了「啟發式」(heuristic)的理念：「目標是向學員提供廣闊範圍的資訊，以及多種明辨批判的工具，從而使他們增加識見能力，發展出獨立的思想。」(見Victor Burgin (ed): Thinking Photography, Houndmills and London, 1982, p. 3)

可以說，由天才到地才是近代藝術思想的一次範式轉移，也解釋了藝術朝著學術化的趨向。故此，如果藝術學員仍然自恃天才而懶散地等待靈感的光臨，就是昧於形勢了。

平遙的白酒

上月份參加第十一屆平遙國際攝影節，已是第三次到這山西古城了。2008年往時同行的謝至德做了點研究，得知此處的汾酒甚是有名，於是首晚在西大街雲錦成晚膳時就點了一些，又分給在座者。我是稍能喝一點但沒有酒興的，沾口只覺味道一般。

今年再往時第二天就給負責主題學術展覽的杜劍鋒老師拉去午飯，同席的還有學術顧問會的舒陽，北京和台北的策展人任悅與蔡文祥。PIP的藝術總監張國田也湊興來坐了一陣。席間杜老師又請我們吃白酒，是什麼品種我沒有看清楚，也未能喝出什麼的名堂。

這幾天看到阿城在1998年時寫的一篇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臭酒”是兩次以上蒸餾，消耗糧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黃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壯謄。我們現在社會上流行喝臭酒，是清末至民初軍閥時期興起來的，說實在，酒品很低，雖然廣告做得鋪天蓋地。」

到底在平遙喝的是不是阿城所說的“臭酒”呢？坦白說我不很知道；我基本上是個不懂吃酒但酒醉過的獃子。

圖為杜劍鋒在我們的展場與香港的余偉建和張益平討論，劉清平攝。

平遙的淚痕

上月中下旬帶同藝術學院的十二位同學到山西省參加第十一屆平遙國際攝影節的院校展覽。9月16日那天雨下得很厲害，晚機抵達太原轉乘旅遊車，為安全考慮駕車的劉師傅將車速調得甚慢，於是在古城西門外下車時已是10時了。

幸而食肆仍未關門，經理還很好客地給我們介紹各種道地菜式。再上路時已是11時外，載客的小車都休息了。一行人拖著行李從西大街轉南大街，再轉城隍廟街，步行十多二十分鐘才至預訂的鄭家客棧，包包中的紙張書籍都溼了一大片。事後談起，笑說是平遙給我們留下的斑斑淚漬。

我於是想起年輕時寫過的一段未有完成的曲詞：“Met a girl from Lebanon/Last survivor of Shatila Camp/Gradually her tears washed away the rain…”

照片是藝術學院高級文憑夜班三年級同學葉子珊所拍攝，難得她還有這樣的興致舉機按下快門喔！

言葉 ─ 香港攝影家編慈善攝影展

一個多月之後，香港人對於三月十一日發生的日本宮城縣大地震仍然縈繞於心。地震及它引發的海嘯令我們深深感受到在自然災難的面前，人類的抵抗能力依然是這麼樣的薄弱；而福島核子發電廠的爆炸與輻射物外洩，也令我們反思人類正生活於過度生產和消費的情況之下，稍為出點意外生命隨時就會笈笈可危。個多月來的事件發展也許亦使我們更為認識日本人的文化，對他們的堅毅及訓練有素尤其感到尊敬。

承上環「上差館」攝影藝廊主人的委託，我徵集了一些香港攝影家的作品，在他們的地方做了個小小的展覽，以表達我們的幾點心意。展覽中許多作品都是在日本拍攝的 ─ 朱德華用以拼貼的小照片更是他留學時代的記憶 ─ 足見香港與日本之間的關係緊密。也有攝影家展示在本地拍攝的事物，圖像呈現的乃是遙遠的祝願與關懷。

展覽之中若有作品令你感動，，或者你願意支持我們，可以購買些作品回去收藏。今趟我們完全是慈善籌款，善款將全數捐贈予日本作地震救援之用，略盡我們的棉力。

小西九攝影旅行團

油麻地活化廳在上月中舉行新一輪的藝術節目，名為「小西九雙年展」，既開創了民間團體在香港舉辦藝術雙年展的先河(搞不好會是空前絕後)，也嘗試從九龍西本地的庶民立場來探討西九龍文化區計劃。身為活化廳的恐龍級成員 ─ 最近才知道被冊封為黑戰士 ─ 我也要構思一個「小西九雙年展」的節目。結合了計劃的目標和自己的興趣，我提出了「小西九攝影旅行團」的活動，在沒有和策展人羅家恩詳細溝通但沒有被反對之下昂然上馬，至於為什麼會在昨天元旦次日進行，則完全是時間遷就上的偶然結果。

是次旅行團的報名參加基本上是在網上及地區海報方式，加上臨時加入，起行人數共十五、六人(沒有認真數過啦)。活動既命名為「攝影旅行團」，許多參加者就都攜帶了照相機出席，實則我的想法是參加者去到西九長廊公園後可以裝扮或者作出各種表演，我們有隨隊攝影師為他們拍攝，照片經編選之後會在活化廳@上海街視藝空間裡展出。

雖然各位團友發現本團的形式跟他們最先的想法不盡相同，但都頗願意配合。好幾位都臨時找到了些道具就一起乘旅遊車出發，並且絕大多數都玩足安排的兩個多小時，只有兩位女士提早離開而已。

是次活動予我最大的感受是原來大家是那麼的喜歡攝影：原先我曾經憂慮很快就會行畢全個地方，說不定要提前收隊；最終卻是步行了最多是全程的一半，大部分時間眾人都尤其熱烈拍攝，所處的地方離開下車處甚至不足五分鐘的距離！

這裡刊登的照片是從隨隊攝影師提供的即影即有照片翻拍而成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此處看到更多的圖像。活化廳也邀請了團友發他們拍攝了的作品給我們，整理後再給各位介紹。

最後，感謝隨隊攝影師Kallen協助拍攝。我們初次相識，因為原先找的攝影師Simon因家事缺席，找得他幫忙才令活動順利完成。

茶杯裡的小文章

月前應工作單位的需要，為12月號的《藝訊》寫了一篇小文；旨在宣傳課程，但求不很硬銷而已。不料刊登之後聽聞有些閑言閑語，卻沒向我直接反映或公開討論。以此之故，這裡不避野人獻曝把文貼上，敬請各位君子不吝賜教，以長香港文藝評論的氣氛。

插圖是一個多年前沒有開始的拍攝計劃的試照；為要等待陽光把煤氣燈亮起，我先後去了拍攝地點三次，所以有些私人感情。

香港攝影與歷史感

對於研究中國或亞洲攝影歷史的學者來說，香港的攝影發展有著很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有趣的是，香港的當代攝影卻偏偏都沒有什麼歷史感，猶如王家衛電影《阿飛正傳》裡面所說，像是沒有腳爪的鳥一般。

香港在鴉片戰爭之後成為了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由於有西人聚居的緣故，很快就吸引了商業人像攝影師到來此間招攬生意，在卑利街設立了首家照相館。這是1845年發生的事，當時攝影術問世也不過是五年多而已！

到了1860年前後，香港的攝影業開始穩步發展。除了外籍攝影師如Felice Beato、Milton Miller、William Pryor Floyd, John Thomson等為香港建立了城市景貌的圖譜之外，更重要的是華人照相館如介石、華芳、璸綸等的出現，正式令攝影術在香港植根繁衍。大概是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好些華人攝影師後來離開香港北上，到廣州、福州、上海、天津甚至北京各地開業。正如胡武功、陳申等編撰的《中國攝影史1840-1937》一書所說：「香港早期照相業為我國培養了不少專業人才。當時(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國內各地不少照相館的創始人，都是在香港學會攝影技術的。」

今年十一月底舉辦的首屆「香港攝影節」，就有一個由著名中國攝影歷史學者狄瑞景博士(Dr. Régine Thiriez)和我合作策展的《香港最早期照片》展覽，介紹在1858年至1875年期間的香港攝影情況。展品裡而且還包括了一幅由瑞士攝影師Pierre Rossier在1858或1859年時拍攝的中環圖像，這是目前我們所能夠準確判定年份的最早香港景貌照片。

香港自從開埠以來就已經是個移民社會，加上以往的殖民地政府和1997年後的特區政府都輕視本地歷史教育，故此香港人的歷史意識向來不高。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雖然說香港的攝影歷史比國內許多城市都要長遠，在香港從事攝影的人士對此卻不很知情，他們的攝影作品從來也少有在歷史方面的觀照。

其實，歷史感薄弱的不單獨指香港攝影：毋寧說這是香港藝術整體的普遍現象。十多年前有次我討論本地陶瓷藝術家李慧嫻的作品時，曾經表達了一點看法：「我想香港的地域心理也許也有一定的影響，長期的邊緣化和權利被剝奪，剩下的些點自由使步履節拍有時輕盈，有時輕飄。」李慧嫻的陶瓷作品中精彩的每每都流露著那沒有歷史包袱的輕盈，另一個例子我會想到程展緯。至於輕飄的藝術作品，就容易流於虛浮膚淺了。

歷史意識無疑是會令到藝術作品更有份量更有深度也更有視野；然而反過來說，它也會令作品顯得太沉重，觀眾甚至會感到壓得呼吸困難。香港藝術學院的攝影課程經常會涉及歷史方面的討論，只是同學們要不要在作品中包含歷史的元素，則可以由他們自己去決定。

Getty早期中國攝影展

《明報》昨天(12月25日)報道，美國洛杉磯的Getty研究所將在2011年2月舉辦「早期中國攝影」展覽，展出該所收藏的舊中國照片百多幀。有參觀過《香港最早期照片》展覽的朋友大概會記得瑞士籍的攝影師洛席葉(Pierre Rossier)，他的一幅東望中區的立體照片是現時我們所能確定日期的最早一幅香港景物照片。在即將舉行的「早期中國攝影」展覽中，也會有洛席葉在同時期拍攝的廣州照片，可能包括上面的一幅。

承Getty研究所的邀請，我在他們的展覽場刊之中也有一篇文章，是近年自己花了時間最久的，有八千字左右。書的亞洲版將會由香港大學出版社負責，大家儲錢以待吧。

據說Getty是有意將展覽巡迴到亞洲各地，不知道香港攝影文化協會有沒有興趣主辦香港一站呢？

家在、人在、菜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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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時我在牛棚的1a藝術空間搞過一個名為《出嚟行！》的攝影展覽，展示香港的一些攝影者怎樣在他們的作品中處理當時很飆熱的遊行示威活動。籌辦期間得到友人的介紹認識了謝柏齊，並且蒙他答允將一組爭取居港權運動的照片參與展出。三年之後我和Blues在中央圖書館策展了《影像香港當代攝影展》，當時柏齊展出的作品則是另一個重要的社會焦點 ─ 利東街的清拆過程了。

其後柏齊的照相機繼續參與了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運動，這幾年來我也不時通過電郵和其他網上渠道收到他新拍攝的影像。這些照片給我的感受很多，其一是他一直都是非常密切地跟隨著事件的發展，其二是他與參與運動者之間有很高的信任與默契，是別的攝影人難以達到的；其三是他的鏡頭卻總是那樣的溫和與人文主義，儘管他的題材在社會上總是被視為激烈的抗爭。

雖然今趟在文化博物館的《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展沒有他的份兒，我在光影作坊諸君的支持下，終於為他舉辦了首次的個人攝影展覽《家在、人在、菜園在》。毫無疑問，清拆菜園村是近期最重要的社會事件，它所揭示與牽涉的問題複雜而深層，令人思考良多。

在展覽之中柏齊的焦點再次放在菜園村的居民處：先後拍攝的兩組家庭合照成為了展覽的中心。這兩組驟眼看來平平無奇的群像照，但若能駐足細看，必然可以感到菜園村居民那不過是要求安居樂農的態度，從而反射到那鐵了心要把他們的家園毀滅的特區政府和利益群，是怎麼樣的人物呢？

除了牆上懸掛的照片以外，展場中還有一台電腦，屏幕播放著月前立法會門外的抗爭過程，也是很動人的影像。朋友們前來觀看時，希望也能稍停於此。

明天星期日(18日)下午3時，柏齊將會在光影作坊講說他的攝影經歷。你有時間來嗎？

王婆賣瓜(二)：六四對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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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運動發生時我正在英國唸第一年的攝影學士課程，運動的發展和悲劇結局改變了我對藝術與社會的看法。之前我對學校的左翼傾向總是感到不很適應，六四之後卻完全投入了藝術不可能脫離社會與政治的意識形態之中，直至近年才稍有修訂。

那時我正在學攝影絲網印刷，就近取材料做了幾幅海報式的習作。幾年之後已經覺得粗糙，所以從未公開展出，至今沒有丟棄則基本上是一種懷舊，最多也是給人看我學過呢D嘢而已。今年六月上海街活化廳舉行六四紀念展，徵求本地藝術人在八九年時的作品。我想起櫳底有這幾件舊貨，也就不怕敝帚自珍，拿出來獻世一番。

看著這幾張以往我用大頭釘拮在牆上的東西如今給鑲在鏡框裡，實在很感陌生和古怪。

展覽照片為活化廳同事鍾惠恩代攝，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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