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攝影品味與公民社會

上星期五(24日)參加了在The Upper Station攝影藝廊舉行的岑允逸《某座》展覽的藝術家分享會。其中發言討論的重點之一是為什麼本地沒有很多人懂得欣賞岑君的攝影美學。前資深新聞攝影從業者趙嘉榮猛烈批評是香港攝影教育失敗的緣故；身為業內工作者的我，則不得不回應指出這是與香港多年來都是個移民社會文化難以累積、香港人以往普遍教育水平不高加上習慣了功能思維有關，而且我們不能希冀新一代的攝影教育者能夠在短期內造成重大變化的影響。

分享會結束後乘地鐵回家時有在會議上發言的藝術家同行，閑談間說及香港政府近日變本加厲的惡行。我於是說不如七月一日上街吧，對方馬上斷然拒絕，完全不屑參加。我不禁回想自己，儘管我是以推進香港的攝影為自己的終身職事，但如果要在提升本地攝影水平與臻達公民社會之間作一選擇，我還是毫不猶豫的投向後者。

再說，我根本就認為要提升香港的攝影水平，我們也同時必須提升香港攝影者和觀眾的公民質素。下面一段是我為去年文化博物館《城市漫遊者 ─ 社會紀實攝影》展覽場刊中撰寫的文章的結束語：

「香港學者近年每每用世代論來研究當前香港的社會結構狀況，特別是世代之間彼此的矛盾與分歧；我自己更為關心的，其實更是世代之間是否有所提升或者演進：1980年以前香港可以說是移民社會，培育了本土意識就成為了居民社會；2003年7月之後，前任香港藝術館總館長朱錦鸞提出，香港好像開始有了公民社會的跡象。從香港的藝術攝影發展歷史來看，我們無疑已經走出了公共影像的範圍，也許，我們也正在朝向公民影像的境界了吧？」

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