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正在網上拍賣的舊照片的局部,大概19世紀後期吧。美國某地的照相館,清楚的看見天台上的玻璃棚影室耶!

清朝慈禧太后(1835-1908)模仿觀音的姿勢(一輯六張、約在1903年拍下的黑白相片)表現出嚴謹且充滿故事的戲劇性畫面,是一種當代自拍像的原始形式;「擺拍建構」時間比今日的Cindy Sherman及森村泰昌要早五十年之多。慈禧了解到現代攝影的複製性,故常把她的相片複製作為禮物或皇宮內的裝飾。在正統攝影史中,慈禧作為中國女性主義攝影先驅(或更精確地說,攝影指導或編排者)的重要地位仍被低估。慈禧遺留下來的肖像相片值得在學術上作更深入研究,然而對西方關於東方在藝術分類(甚或藝術思潮)的獨一權威及線性思維方面,她的代表作品倒是向彼方引起挑戰。
歷史學者Hayden White曾說:在現實世界中並不存在歷史客觀性,所有「正統歷史」所強調的觀點亦各有不同。White自創了「史元」(Metahistory)這詞彙去述說歷史哲學的新模式,並把所有歷史研究工作界定為敘述性的散文式論述。在他而言,由於美學及現實事件的編年史並非周密嚴謹,所有歷史的思辨哲學本質上也「帶有詩意」及「修辭色彩」。他提出一種「有機」(Organicist)的觀點,指歷史學家對歷史應該著重個人或小眾的觀點,比整體知識的總和更為重要。我們最終得出一個去除中心的藝術分類,所有主流的藝術分類都有機會被改變,或被一個已解放的自我(Self)所抗衡。(節錄自〈KLACK〉第一期)

細心再看,你會看見一個小點。就是這裡,就是我們的家,就是我們。在這點上有所有你愛的人、你認識的人、你聽過的人、曾經存在過的人在活著他們各自的生命。集合了一切的歡喜與苦難、上千種被確信的宗教、意識形態以及經濟學說,所有獵人和搶劫者、英雄和懦夫、各種文化的創造者與毀滅者、皇帝與侍臣、相戀中的年輕愛侶、有前途的兒童、父母、發明家和探險家、教授道德的老師、貪污的政客、大明星、至高無上的領袖、人類歷史上的聖人與罪人,通通都住在這裡——―一粒懸浮在陽光下的微塵。
地球是在這個浩翰宇宙劇院裡的一個細小舞台。想想從那些將令們和皇帝們溢出的血河,他們的光榮與勝利曾成為了這一點上一小部分,一瞬間的統治者。想想棲身在這點上一個角落的人正受著萬般苦楚,而在幾乎不能區分的同一點上亦同時棲身了另一批人在另一角中。他們有多時常發生誤解?他們有多渴望殺害另一方?他們的敵意有多熱烈?我們的裝模作樣,我們的自以為是,我們的錯覺以為自己在宇宙裡的位置有多優越,通通都被這暗淡的光點所挑戰。
我們的星球只是在這被漆黑包裹的宇由裡一粒孤單的微粒而已。正因我們如此不起眼——在這浩翰之中——是不會從任何地方傳來任何提示來拯救我們,一切任由我們自己主宰。有人說天文學是很卑微的,在這裡容我再加以一些塑造性格的經驗。對我來說,希望沒有比這張從遠處拍攝我們的微小世界照片更好的示範,去展示人類自大想法的愚昧。對我來說,這強調了我們應該更加親切和富同情心地去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以及要更加保護和珍惜這暗淡藍點,這個我們目前所知唯一的家。謹以這番說話送給大家,共勉之。
電影《國產凌凌漆》中,星爺中鎗後要求袁詠儀取出彈頭,籍著觀看A片去減低痛楚,仿當年關公下棋刮骨療傷云云,看圖止痛真的聞所未聞,但科研印證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了一個研究,找來多名女性自願者,在她們的手臂加以熱力,然後在另一隻手的不同的活動情況下,叫他們去把自己痛楚感覺評分,其中包括:
關於Charis Wilson,我們的記憶大約都停止在1946年:那一年的冬天她跟Edward Weston離婚,結束了前後十二年緊密又激盪的合作 / 感情關係。儘管開先她並不理會別人閑話二人在年齡上的距離 ─ 初相見時她19歲,他48歲 ─ 到頭來還是避免不了六月與十二月的鴻溝。分開後Weston的柏金遜症日趨嚴重,1948年在他鍾愛的Point Lobos拍攝了最後的一批作品就從此息影,十年後的1958年元旦日逝世。不知不覺,Weston下世原來已經超過五十年了。
而Charis Wilson,如果不是在1999年出版了與人合作撰寫的自傳《Through Another Lens: My Years with Edward Weston》,特別是兩年前的紀錄片《The Eloquent Nude: The Love and Legacy of Edward Weston and Charis Wilson》,大家也許不會發現她也是個老態龍鍾的婆婆了。我個人對她印象最深的一幅照片,是Weston於1937年給她拍攝的坐地人像,年輕、放恣、堅毅、自由而又開放;彷彿還聽見他像慣常拍攝人像作品時的大喊一聲:「Hold it!」,就凝定了那麼嬌憨燦爛的一刻。
當然更多人會記得她為Weston造像的裸體照片,尤其是在Ocean Dunes和門邊的蹲坐照。事實上Weston的裸體作品之中大半的模特兒都是她,他本人也承認她是他最好的夥伴和也最令他靈感沛滿的泉源。不要以為Wilson的角色只是脫光和造愛,她本人有很好的文學根柢,好些以Weston名義發表的雜誌文章都是她代筆的。她也為他申請古根漢基金,令他成為首位取得該基金資助的攝影師。在加州拍攝的時候,她還是他的駕車司機喔 ─ Weston一生都沒有駕駛執照 ─ 書成後的文字部分也是由她負責。1977年,她還為他紀念出版了《Edward Weston Nudes》一書。
昨天跟Edwin去了一趟東莞,看正在展出湯姆遜John Thomson(1837-1921)的展覽《晚清碎影》,這位曾經在上世紀為中國及香港留下大量影像紀錄的英國攝影師,近一年受到中國方面的重視,除了為他出版了一本非常精美的攝影集外,還有辦了這個巡迴國內多個城市的攝影展。在東莞一站的展場名為「東莞展覽館」,這個人影罕至的展館主要的展覽部份,還是有關東莞的歷史和經濟成績,彰顯成就諸如此類,頂樓的展覽廳才是戲肉所在。
正在「光影作坊」舉行的《Megafauna》攝影展覽引用了一個學術詞彙來探討當前的香港,印象之中似乎前無先例。在推動理性攝影的方向來說,值得大家高度支持。雖然Megafauna是生物學的名詞,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觀者卻是無法避免地要從人類學或社會學角度考慮了。
四位參展攝影師中陳廣源是發起使用「Megafauna」一詞的人,以他的作品來討論也最適合不過。這裡「Megafauna」似乎不光是指我們這些「體重高於
誠然,是近代大城市的建築物愈向高處發展令這些巨像能夠巍峨矗立,印刷技術的發展也使生產它們成為可能。只是這些成本高昂的巨像(設計、製作、租金、懸掛等),為什麼有人願意提供資源生產,它們又對社會大眾有什麼的意義?
回顧人類歷史,巨像可不是現代才有的新鮮事物。從古埃及幾千年前的法老王石像,到各種宗教神祇的畫像和雕像,以至近代的政治人物圖像,都是些教人擡首仰望的巨像。可以說,巨像是文明以來源遠流長的東西。
從權力角度來說,巨像有維繫社群團結服從的重要作用。有趣的是,為了供養巨像及其背後的權力架構、宗教信念或者意識形態,社群成員除了要付出忠誠崇拜等的精神價值外,也要為巨像作物質性以至個人生命上的犧牲:稅捐兵役、祭祀供品等等。
表面上,陳廣源拍攝的香港城市裡出現的巨像似乎跟前兩段所述的不完全相同,對吧?但是,我們到底有沒有為它們付出精神與物質方面的祭祀呢?



事到今日,本網的讀者大概都已知悉國內攝影師盧廣前星期憑一輯《關注中國污染》照片,成為首位獲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義攝影獎金30,000美元的中國攝影師。自消息傳出以來,網上的爭論就滔滔不絕,包括他有否刻意逢迎西方興味,誇張揭露中國近年大力發展的陰暗面;又如盧廣的往績也是如我們的曾特首般不是比白更白,曾經有過擺佈造假的前科,這批作品有無可疑。事實上,我想大家都要承認,這批照片中斧鑿痕纍纍的也不在少數。
前天我和攝影豬討論了一個較為次要的問題,就是專輯中的第38照的圖像式樣熟悉得那麼教人頭皮發癢,偏偏還要遴選為紀念尤金˙史密斯而設立的獎金(別說環境污染的圖片我們也必定要提起Gene Smith的Minamata),這到底是拙劣,還是後現代式的擺弄(parody) 呢?如果是後者,恐怕還是帶著敬意的擺弄呵。
第38照的文字說明如下:「雲南宣威是個癌症村,每年有20多人死於癌症。11歲的學生徐麗患的是骨癌。

網誌的第99篇已經停留了個多星期,仝人們都很客氣地推讓,不很想再進一步。沒辦法,只好由我來闖關好了。
昨天(14日)的特首施政報告真的是乏善可陳,當中有關六大產業之一的創意產業部分尤其空洞,翻炒了一下西九計劃等冷飯廚餘就跳過去了,前後不到三分鐘,毫無具體內容可言。我想較有關係的是建議四招將舊工廠大廈鬆綁,和中區特別是中央書院舊址活化的計劃。前者可以令藝術工作者正式合法租用這些工廠單位,但會有業主趁機加租的憂慮;後者我們應該嘗試探討是否能有更多展出攝影的空間,最好是長久的。
我不禁想起幾個月前謝至德在接受司馬十一訪問(《信報》,
一個提攜後輩的人,以及更多的攝影展覽場地。大家同意嗎?還有沒有其他的需要?怎麼樣才可以達致這些目標呢?我希望聽到更多的聲音和意見。
附圖是數年前Ducky為我的一篇小文《雨後的承諾》(《信報》,
首先是本地攝影組織「工作室」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免費刊物其中一期,這本刊物大概是我跟「工作室」的missing link,因為我現在認識的幾位朋友,其實都是「工作室」成員,包括一起合作過的資深攝影師吳世傑先生,還有是「攝人絮語」舵手之一的Edwin,所以要知道「工作室」的背景,還是最好請教他。「工作室」活躍的時候我仍為攝影學生一名,對香港的攝影團體認識不多,老實說當年的老師亦不會為我們多作介紹或聯系交流等等,所以我對那時候的攝影圈子生態認知實在不多 。正好從這本免費的黑白刊物來體驗一下當年的創作風氣,有文章和攝影作品,風格迴異,文章具有份量,比較偏重學術成份,單看李世莊先生一篇談及荷蘭畫家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即「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作者)借用「暗箱」(camera obscura)來作畫的研究,洋洋幾千字已甚是壓場,而且還是用英文撰寫,難道是當年的時尚?
另外是一大堆的國內刊物《現代攝影》,當主編其中一員是當年在國內攝影圈子非常活躍的李媚女士,雖說是國內刊物,卻是用正體字(繁體字)印刷,而編委中亦有香港知名攝影師的馮漢紀,和台灣的阮義忠,是一本面向中港台甚至國際雜誌,這本雜誌在當年是甚具先驅性,。補充了國內當年的攝影刊物缺乏以攝影作為嚴肅性的學術研究的方向,例如當年是編委的知名攝影學者顧錚翻譯了蘇珊‧宋塔Susan Sontag名作《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並分段連載到雜誌上,當年《論攝影》的中譯版不像今天唾手可得,我大概亦因為這個原因而去購買這書。我手頭上的《現代攝影》從1982年誇度到1993年,當中無論在編輯和印刷水平都是幾何級數的改進,這種進步並不比現在國內最有名的攝影刊物《中國攝影》少,可惜的是《現代攝影》已於1994年停刊。
最後的一冊是台灣著名報導文學月刊《人間》雜誌,《人間》雜誌由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創辦,雜誌亦有很濃厚的左翼人文關懷風格,再加上當年本土意識的興起,雜誌主題遍及文化風俗、弱勢俗群、農民勞工等等,是典型的左翼刊物, 那個時候不少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家和攝影家參與編採,單看編輯顧問和工作人名單已叫人吃一驚,例如林懷民、詹宏志、吳嘉寶、阮義忠、張照堂、郭力昕或李文吉等人,盡是台灣文化界攝影界精英,所以絕對不用懷疑這本雜誌的嚴謹態度,就算是今時今日回看其水平還是叫人欣賞不已,現在很多刊物都難望其後背,那時候台灣報禁還未解除,辦雜誌還是要冒一定的風險,這份刊物只在1985年至1989年間出版了短短四年,我那時還是個目不識丁的小伙子,數年之後有幸在現已消失的青文書店撿了幾本倉底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