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影者》：台灣攝影記者的流轉

我不熟悉台灣的新聞及紀實攝影行頭，當然名字可聽過不少，阮義忠固然是推動大中華紀實攝影的旗手，張照堂、李文吉、謝春德、何經泰、張乾琦等等也是相當熟悉的前輩了；可對於台灣較本土的資深攝記，小弟實在孤陋寡聞，更遑論是當代台灣新聞攝影行業的狀況。最近看了一齣台灣紀錄片《舞影者》，正好替我補上這空白的一課，導演鍾宜杰既嘗試疏理出台灣三代新聞攝影行業的歷史背景，也透過訪問台灣攝影記者，以人為本的方式了解他們對行業的想法和經驗，從此我也知道一些台灣資深攝記的名字，例如葉清芳、謝三泰和潘小俠。

導演鍾宜杰(Richard Chung)曾是台灣路透社攝影記者，參與籌組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TPPA)，TPPA在2006年成立，性質就像我們的香港攝影記者協會(HKPPA)，每年還會舉辦「台灣新聞攝影大賽」。他的紀錄片《舞影者》，其實是他的論文《台灣戰後攝影記者習癖與品味形構》 (The Formation of Habitus and Taste of Taiwan’s Photojournalists after 1949)　的副產品，聽來好像是研究攝記的古怪癖好，實質是想透過不同年代的攝記心態和行徑，反映當時行業的結構和歷史關係。導演嘗試以歷史貫穿，把台灣的新聞攝影行業劃分三個年代，第一代是台灣的戒嚴時期（大約是1949-1979年），是一段政治支配傳媒的年代，攝影記者為政治服務之餘，也只是在動盪時期裡的一份糊口工作；第二代是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大約是1980-1990年），也正是不少具個人風格的紀實攝影家誕生的年代，大家熟悉的《人間》雜誌也是在此誕生。第三代是市場主導的消費傳媒年代（大約是1991-2005年），商業掛帥令新聞的製作模式產生變化，攝影記者淪為生產線裡不被重視的「工人」。

作為紀錄片，《舞影者》並沒有一針見血地指出行業問題的緣由和解決方法，整體也略嫌散亂和淺白；不過，能從螢光幕裡親眼看到聽到台灣攝記行家的想法，也確是頗有身同感受之嘆；例如曾來港工作的葉清芳，他早於二零零五年因肝病逝世，據說是酗酒太兇，不少認識他的香港攝記也深感可惜；對我來說，他只是一位傳聞的奇人，卻驚訝地在《舞影者》裡看到他的簡短訪談，讓人感慨。之後在網上翻查他的資料和照片，影象凌厲而甚具個人風格，現可在這裡看到他幾張作品和張照堂寫的一篇紀念文。

如要詳細了解鍾宜杰的分析，紀錄片只是一個開始，讀他的論文才見真章。讀著讀著，除了慨嘆香港太少這類關於新聞攝影的歷史和行業結構分析外，也驚人地發現，這一代台灣攝影記者的心態和遭遇，竟與香港的何其相似，同病相憐，不勝唏噓。論文其中一段這樣寫道(p.25)：

「攝影記者生產的是新聞照片，可惜的是，新聞照片還不構成商品，而僅僅是商品（報紙）的附加物。報社不會只賣新聞照片，就台灣讀者普遍的閱讀習慣與報社編輯部的思維而言，新聞照片充其量是個需要、但非必要的訊息元素。對報社而言，永遠有替代照片的方案，美術繪圖、文字描述皆是。借助於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我們便能清楚地辨析生產者（攝影記者）在這條生產線上的勞動情況。」

然後他引述了一位台灣蘋果日報攝影記者的訪談：

『會來《蘋果》是「交照片領錢」，前幾天金典董事長性騷擾，報社要求外觀；門口拍一下、退後面一點、用廣角拍一下，然後再跑到壽山，拍一個85大樓，再到哈瑪星拍一個大樓。結果他就喜歡門口的。【大老遠拍的很多東西都沒用？】 對，那時候高雄豪雨，85大樓上半層被雲霧遮住；圖說就寫說，陷入性騷擾疑雲當中。同事看了說很好，但他就是不會用，就是要門口，金典酒店，很直接。你會不會很恨，不會呀！就把我的工作時間耗完、交完照片就好。』

香港攝影記者地位低落是不爭的事實，一直在想這行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社會不斷聲稱這是個影象主導的年代，媒體和老闆不斷強調新聞圖片的重要性，報紙雜誌的圖片數量確是比十年前增加不少，但質素卻成反比地越來越低。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

一片迷濛。

P.S.我也在想，香港的新聞攝影行業，是否也有類似台灣的三代人分野呢？其中又有什麼共同點和分別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