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人不香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今天開始，林行止也在《信報》的專欄說雖然iPad和Kindle容量大而且使用方便，卻始終沒有傳統書本的書香。這裡我並不打算討論傳統書籍跟電子書彼此的利弊問題，只是趁點熱鬧說說關於一幅藏書照片的聯想。

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平時懶得燒香如我者，被編輯的死線逼到埋身時，看著一大堆應啃而未啃完的書，真是比大雄還要絕望。這種書積如山的恐怖場面，似乎間不中就會人拍攝出來發表，想起來，也許與我同是天涯淪落人！

我特別想起的卻是攝影術發明人之一陶博特(William H. F. Talbot, 1800-1877)所攝的一幅《圖書室小景》(A Scene in a Library, 約1844年)，說不定就是此類照片的鼻祖。陶博特是個天才型的人物，知識廣泛而精專；從照片中細看，書架上豎立的有科學、園藝、詩集、藝術、考古學等書，都跟他的興趣相若，大概就是在他家中拍攝的吧。有研究者甚至說，這照片可以視為陶博特的自攝像哩！

林行止在前述的文章裡引朱家溍在《故宮退食錄》裡的說法，謂書香有二種，一是書紙的香味，二是優質書架發出的木香。我於是想到，長期薰陶於這種環境裡的讀書人，體味是不是也應該是像香香公主的呢？但是若以陶博特來說，答案卻不一定見得：好些作者都說他為人驕恣，動輒向人興訟，有點像美國電視劇《Alley McBeal》中Lucy Liu飾演的Ling Woo耶。

藝術學院畢業展的攝影作品

之前介紹過香港藝術學院應屆畢業生徐婉丹的展覽《棄景》，這系列作品的其中幾幅現正在該校於藝術中心包氏藝廊舉行的畢業展裡展出，上次錯過了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這個畢業展的陶瓷作品最多，且都很具水準。攝影同學方面，除了徐婉丹的《棄景》，也有其他可看的作品。例如衛銘琛拍製了一個有關旺角錄像《The Lucifer Effect, Mongkok》，令人感受到長期生活在這個全球人口密度最高、聲高度光污染的環境裡，真是會教人瘋掉的。在技術而言衛銘琛在拍攝、剪接及配樂的表現都非常成熟，Youtube上有這作品較早時期的版本，可以比較一下喔。

林磊剛的行人天橋系列(圖)也帶著新地誌攝影以及杜素多夫學派的影響，令我感動的是他在香港這個擠迫匆忙的城市中找到適合的視點和光線來立起他的5x4照相機進行拍攝。攝影朋友若有做過類似的勘查式拍攝計劃，當知道這批照片絕非輕易獲得的。

林磊剛是個比較慢熱的攝影者，去年底課程終結時他的照片還有一段距離；但這幾個月來他並沒有因為已經畢業了就停止工作，於是到了畢業展時有了較佳的影像。這一點上，我一方面佩服他的努力不懈，另一方面卻希望他將來要好好控制時間呀！

家在、人在、菜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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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時我在牛棚的1a藝術空間搞過一個名為《出嚟行！》的攝影展覽，展示香港的一些攝影者怎樣在他們的作品中處理當時很飆熱的遊行示威活動。籌辦期間得到友人的介紹認識了謝柏齊，並且蒙他答允將一組爭取居港權運動的照片參與展出。三年之後我和Blues在中央圖書館策展了《影像香港當代攝影展》，當時柏齊展出的作品則是另一個重要的社會焦點 ─ 利東街的清拆過程了。

其後柏齊的照相機繼續參與了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運動，這幾年來我也不時通過電郵和其他網上渠道收到他新拍攝的影像。這些照片給我的感受很多，其一是他一直都是非常密切地跟隨著事件的發展，其二是他與參與運動者之間有很高的信任與默契，是別的攝影人難以達到的；其三是他的鏡頭卻總是那樣的溫和與人文主義，儘管他的題材在社會上總是被視為激烈的抗爭。

雖然今趟在文化博物館的《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展沒有他的份兒，我在光影作坊諸君的支持下，終於為他舉辦了首次的個人攝影展覽《家在、人在、菜園在》。毫無疑問，清拆菜園村是近期最重要的社會事件，它所揭示與牽涉的問題複雜而深層，令人思考良多。

在展覽之中柏齊的焦點再次放在菜園村的居民處：先後拍攝的兩組家庭合照成為了展覽的中心。這兩組驟眼看來平平無奇的群像照，但若能駐足細看，必然可以感到菜園村居民那不過是要求安居樂農的態度，從而反射到那鐵了心要把他們的家園毀滅的特區政府和利益群，是怎麼樣的人物呢？

除了牆上懸掛的照片以外，展場中還有一台電腦，屏幕播放著月前立法會門外的抗爭過程，也是很動人的影像。朋友們前來觀看時，希望也能稍停於此。

明天星期日(18日)下午3時，柏齊將會在光影作坊講說他的攝影經歷。你有時間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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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UK 平成咁！

天台懷舊

馮敏兒今天在《蘋果日報》報導了「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展，插圖之中包括了陳迹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拍攝的《放風箏》。這也是展覽會中我較深印象的照片之一，於是趁機多說幾句。

陳迹的攝影其實頗為著重光影效果，特別利用逆光來勾起主體的輪廓以產生戲劇性的觀感。這照片也不完全例外：但是正因為不很湊效，反而更令作品更有生活化的趣味，使觀者集中於題材而忽略了攝影者的佈置；雖然，中後背景的高竿仍是有點礙眼的。

小時候住在啟德機場附近的廉租屋邨，白天窗外時有幾隻紙鳶高高地懸於空中，有時一隻會突然失控急墜而下。聽哥哥說，紙鳶是有人在機場一帶拉放的，他們都在線上敷了玻璃碎，一有機會就互相競鎅，直至一方的紙鳶斷線倒下為止。

讀韋基舜的書《吾土吾情》(2005)，有幾篇紀述童年在天台放紙鳶的經歷。作者指出戰前香港的樓宇多為四層高，天台屬於公用地方；由於各座相連，天台就形成了一個廣闊的空間，供樓下的住客乘涼及晾曬衣物。在天台放紙鳶也是小孩子十分流行的玩意。當時流行的紙鳶款式，有一種名為「高莊」，據韋氏所說，是「形狀有如啤牌之『階磚』(鑽石)，不過，下端較長，放長線時會打轉，有人說高莊在鎅鳶時打轉，玻璃不停轉動鎅著對方，這較之單而搭住來鎅有放。」圖中小孩所放的紙鳶近方，也許不是高莊吧？

《吾土吾情》又記一九四零年代也有些以天台為活動場地的「讀書會」，實際是些搞演講討論的前衛組織。

王婆賣瓜(二)：六四對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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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運動發生時我正在英國唸第一年的攝影學士課程，運動的發展和悲劇結局改變了我對藝術與社會的看法。之前我對學校的左翼傾向總是感到不很適應，六四之後卻完全投入了藝術不可能脫離社會與政治的意識形態之中，直至近年才稍有修訂。

那時我正在學攝影絲網印刷，就近取材料做了幾幅海報式的習作。幾年之後已經覺得粗糙，所以從未公開展出，至今沒有丟棄則基本上是一種懷舊，最多也是給人看我學過呢D嘢而已。今年六月上海街活化廳舉行六四紀念展，徵求本地藝術人在八九年時的作品。我想起櫳底有這幾件舊貨，也就不怕敝帚自珍，拿出來獻世一番。

看著這幾張以往我用大頭釘拮在牆上的東西如今給鑲在鏡框裡，實在很感陌生和古怪。

展覽照片為活化廳同事鍾惠恩代攝，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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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影者》：台灣攝影記者的流轉

我不熟悉台灣的新聞及紀實攝影行頭，當然名字可聽過不少，阮義忠固然是推動大中華紀實攝影的旗手，張照堂、李文吉、謝春德、何經泰、張乾琦等等也是相當熟悉的前輩了；可對於台灣較本土的資深攝記，小弟實在孤陋寡聞，更遑論是當代台灣新聞攝影行業的狀況。最近看了一齣台灣紀錄片《舞影者》，正好替我補上這空白的一課，導演鍾宜杰既嘗試疏理出台灣三代新聞攝影行業的歷史背景，也透過訪問台灣攝影記者，以人為本的方式了解他們對行業的想法和經驗，從此我也知道一些台灣資深攝記的名字，例如葉清芳、謝三泰和潘小俠。

導演鍾宜杰(Richard Chung)曾是台灣路透社攝影記者，參與籌組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TPPA)，TPPA在2006年成立，性質就像我們的香港攝影記者協會(HKPPA)，每年還會舉辦「台灣新聞攝影大賽」。他的紀錄片《舞影者》，其實是他的論文《台灣戰後攝影記者習癖與品味形構》 (The Formation of Habitus and Taste of Taiwan’s Photojournalists after 1949)　的副產品，聽來好像是研究攝記的古怪癖好，實質是想透過不同年代的攝記心態和行徑，反映當時行業的結構和歷史關係。導演嘗試以歷史貫穿，把台灣的新聞攝影行業劃分三個年代，第一代是台灣的戒嚴時期（大約是1949-1979年），是一段政治支配傳媒的年代，攝影記者為政治服務之餘，也只是在動盪時期裡的一份糊口工作；第二代是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大約是1980-1990年），也正是不少具個人風格的紀實攝影家誕生的年代，大家熟悉的《人間》雜誌也是在此誕生。第三代是市場主導的消費傳媒年代（大約是1991-2005年），商業掛帥令新聞的製作模式產生變化，攝影記者淪為生產線裡不被重視的「工人」。

作為紀錄片，《舞影者》並沒有一針見血地指出行業問題的緣由和解決方法，整體也略嫌散亂和淺白；不過，能從螢光幕裡親眼看到聽到台灣攝記行家的想法，也確是頗有身同感受之嘆；例如曾來港工作的葉清芳，他早於二零零五年因肝病逝世，據說是酗酒太兇，不少認識他的香港攝記也深感可惜；對我來說，他只是一位傳聞的奇人，卻驚訝地在《舞影者》裡看到他的簡短訪談，讓人感慨。之後在網上翻查他的資料和照片，影象凌厲而甚具個人風格，現可在這裡看到他幾張作品和張照堂寫的一篇紀念文。

如要詳細了解鍾宜杰的分析，紀錄片只是一個開始，讀他的論文才見真章。讀著讀著，除了慨嘆香港太少這類關於新聞攝影的歷史和行業結構分析外，也驚人地發現，這一代台灣攝影記者的心態和遭遇，竟與香港的何其相似，同病相憐，不勝唏噓。論文其中一段這樣寫道(p.25)：

「攝影記者生產的是新聞照片，可惜的是，新聞照片還不構成商品，而僅僅是商品（報紙）的附加物。報社不會只賣新聞照片，就台灣讀者普遍的閱讀習慣與報社編輯部的思維而言，新聞照片充其量是個需要、但非必要的訊息元素。對報社而言，永遠有替代照片的方案，美術繪圖、文字描述皆是。借助於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我們便能清楚地辨析生產者（攝影記者）在這條生產線上的勞動情況。」

然後他引述了一位台灣蘋果日報攝影記者的訪談：

『會來《蘋果》是「交照片領錢」，前幾天金典董事長性騷擾，報社要求外觀；門口拍一下、退後面一點、用廣角拍一下，然後再跑到壽山，拍一個85大樓，再到哈瑪星拍一個大樓。結果他就喜歡門口的。【大老遠拍的很多東西都沒用？】 對，那時候高雄豪雨，85大樓上半層被雲霧遮住；圖說就寫說，陷入性騷擾疑雲當中。同事看了說很好，但他就是不會用，就是要門口，金典酒店，很直接。你會不會很恨，不會呀！就把我的工作時間耗完、交完照片就好。』

香港攝影記者地位低落是不爭的事實，一直在想這行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社會不斷聲稱這是個影象主導的年代，媒體和老闆不斷強調新聞圖片的重要性，報紙雜誌的圖片數量確是比十年前增加不少，但質素卻成反比地越來越低。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

一片迷濛。

P.S.我也在想，香港的新聞攝影行業，是否也有類似台灣的三代人分野呢？其中又有什麼共同點和分別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