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電影」的文學化：蘇慶強以超現實影像詮釋嚴惠蕙「LvLn 病毒」

蘇慶強拍攝嚴惠蕙的陶藝作品, 有別於他已往的個人創作, 在此, 他跟嚴氏的作品進行悠長而靜謐的對話, 最後將「病毒」從工作室帶到戶外漫遊,  以和暖的光和靈動的空間給「病毒」的軀體祝頌。在這平面與立體媒介的共舞之中, 他那「紙上電影」的魔法, 變出了一齣充滿和諧默契的探戈; 他隨意而拍的影像與陶作的超現實意緒相互激盪, 發出共鳴。蘇氏在超現實主義的魔力下, 拍攝態度比以前更隨心率性, 不受覊絆。曾幾何時攝影是超現實主義者擁戴的工具; 而超現實主義是攝影世界的靈魂: 在這再現世界中創造的最深處; 是現實的另一向面, 雖則偏狹, 卻比眼見的世界更激動人心。

蘇氏的超現實攝影以嚴氏的陶作為視像文本, 將她的創作演譯成非凡的「紙上電影」, 呈現另一種的文學形式;攝影在這情况下, 可說是從拘謹的資訊紀錄格式解放出來, 寄現實予價值, 滿載詩意與抒情的特質。攝影可以是一種轉化的媒介, 亦或可揭示對比的, 甚至是對立的現實。在整本書內, 這兩個功能雙軌並行, 影像和文本在超現實主義的語境中成了探硏概念的機制。在蘇氏的影像和嚴氏的美學互相交融下, 嚴氏的靈思宛如化成音樂篇章, 變化出多個昇華的調式(從陶作化為影像), 充滿沉思的意藴, 不拘一格, 達至化境 (尤其當你投入影像中的「畫意」去感受, 便更感眞確)。從向內的心靈觀照, 以至向外投射化成創作, 他們二人都天賦一種探求人類存在本質的藝術觸覺。

http://sites.google.com/site/isquarepublish/

靜待藍色時份：蔡旭威「路。燈」攝影系列

那年我還在妳懷中學習顯影，輕輕的、輕輕的妳已準備離開；

暗房那幾支冷冷的奶白光管，狠狠地目送殞落在梯間的影子。

夜未央，燭光明；那些舊戀人只好在破堆中拼貼著妳的拼圖。

把多個快門機緣拋到夜街裡，我神馳般為妳譜奏一闕闕藍調。

紙衣煙沒的彼邦，明滅的火炬，擦亮起無數星宿；自此，風中

就記載著千億個流徒的澀夢。

-《澀夢》

   二十年前當代攝影已開始被數碼化衝擊，數碼影象的可能性及虛構性成為文化焦點；《澀夢》一文，寄語當年新舊媒體交替的隱哀。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數碼影象本質上的民主性方便全人類參加創作行列，電腦普及化增強民間影象創作活動；虛幻的數碼影象宣揚一套全民參與及互動的創作理念，造就了它的可能性。

另一邊，電子科技成就跡近無暇的合成攝影拼貼視覺效果，突顯數碼影象的虛構性；在影象循環再造過程創作人已不需從現實世界取材。合成攝影是把兩個或以上不同影像組合另一幅單獨的照片，產生「現實」的或幻想性的影像，體現後現代主義藝術的創作方法：挪用、拼貼、移置、疊印、複製等。文化評論者對這些如音樂錄影帶東拉西拼、支離破碎的影效感到憂心，暫借別人時式的數碼影象欠缺批判性和反省態度。於他們言，我們活像困於螢光幕和資訊網絡中，其「互動性」代替生活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接觸，電子媒體脫離現實的影象，壓抑或催眠著觀眾的感情；當「模擬真實」和「虛幻真實」的特性賦予我們一個虛假的觀照體驗時，一切可信的現實將會在空洞的影象符號裡消失。

二十年後的今天，攝影的紀實性在當代藝術洪流中不斷演變，「攝影等同客觀真實」這基石受到質疑。曾任攝影記者的蔡旭威拼棄傳統菲林，利用數碼紅外線技術以數十張分格組合成一像素極高的照片；「路。燈」攝影系列由多幀夜攝組成，由微弱的街燈經過長時間曝光而燃亮整個靜謐環境，照片中發白透光的植物與點點燈光相互輝映，標誌著作者對生命充滿謙遜的期盼和希望。

蔡旭威這種純攝影的轉向已由透過視覺語言展現與對象物體的關係，伸延到探求它跟自我潛意識裡的關係。這類主觀性强的影像對忠實再現提出質疑：照片表現現實世界中的真實物體，但並不被動接受現實主義的基本特性。「路。燈」雖然讓觀眾自覺地意識到現實的痕跡，蔡旭威所關心的並不是眼前世俗的世界，而是心靈的領域；他假設照片基本含意不在客體（照片）而應該在觀眾的頭腦。「路。燈」雖然套用上述後現代主義藝術的拼貼創作方法，但其終極表現的「虛幻性」帶出無限詩意；此作品的重點從探討攝影影像本身轉移到創作人和受眾的內在意識，攝影作為一種手段，能夠付予我們自覺和自我意識到其本身的蘊涵性質。

《路．燈》蔡旭威攝影個展

開幕Opening：9/9/2011, 6-8pm

展期Exhibition：9/9 - 16/10/2011

時間Time：11am-7pm, Tue-Sun（逢星期一休館Closed on Monday）

藝術家分享Artist Talk：25/9/2011, 3-5pm

地點Venue：「光影作坊」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2樓10室

*免費入場Free Admission

是日新聞照片

見今日《明報》A2頁。文字說明：「港大生李成康（右）表示，上周四與理大生黃佳鑫（左）及嶺大生鄧建華，被警方推入後樓梯，困於兩道防煙門之間達1小時，3人正考慮是否申請法援，控告警方非法禁錮。（何家達攝）」

生子莫如Isidore

攝影發明者Niépce (1765-1833)的全名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他29歲時隨軍至Nice時染上疫症病倒，幸得居所屋主的女兒Agnés Roméro悉心照料而痊癒。其後二人成婚，一年後生兒子Isidore。1833年Niépce因腦栓塞(中風)逝世後，Isidore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父親與Daguerre共同研發攝影術的合約，但雖經後者多番催促始終全無建樹；終於Daguerre在幸運之神眷顧下找得改良的攝製方法，除沿用金屬底板外原理和用料都與Niépce的方法有別，曝光時間縮短至半小時以下。Daguerre由是將發明據為己有稱為daguerreotype，而Isidore則終其一生都在投訴父親的發明被騙棍剽竊。

儘管Isidore Niépce是攝影歷史上著名的失敗者，其實他對攝影術的發明也有一個巧合的貢獻。話說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在進行石版印刷術時，因為不擅繪畫，一直都倚靠Isidore動筆做些圖案之類給他製版試驗。1814年Isidore參軍去了(他曾經參與滑鐵盧戰役)，Niépce在無計可施之下就想到用camera obscura來讓陽光為他產生圖像。於是他的研究方向，就從石版印刷術轉向攝影術了。

上網搜尋Isidore的人像，竟然也是徒然。這裡展示的是1839年8月法國政府將daguerreotype公佈於世時，他以Niépce發明的heliography的法權人身份(法國政府也給了一份較低的津俸購買其法)坐在右側。看上去，真是廣東人所說的頭耷耷哩！

附記：翟宗浩君昨天(18日)在《信報》再發表了另一篇討論攝影的文章「全民皆攝影師 藝術家攝什麼？」，大概是補充前篇未盡之處的。我在這裡回應他的文章，開始時曾經通過認識他的友人知會了他。

沒有留下人像照片的攝影發明者

關於Niépce，我還想再寫一些。撰寫前篇討論他的帖子時翻查了資料檔案，發現以他為題的筆記竟然有38頁之多，部分自己都有些淡忘了，於是趁機溫習溫習。這些筆記主要抄錄自1867年出版、Victor Fouque編著的《The Truth Concerning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y, Nicéphore Niepce: His Life, Letters and Works》一書，香港大學圖書館有本重印版；由於不是主要研究的題目，在沒有自購一本之下就只能邊閱讀看邊輸入電腦裡了。

今天我想先就翟宗浩君說Niépce是「石版印刷工人/發明家」的事。基本上Niépce不是從事石版印刷的，但他的確有進行對石版印刷術的研究，而且這對他後來試驗攝影有直接的因緣，所以值得稍加解釋。Niépce嘗試石版印刷的年月，此法才面世不久。日耳曼人Alois Senefelder在十八世紀末發明此術，在1802年時傳入法國。起先沒有什麼人感到興趣，直到1814年法國貴族Count Charles-Philibert de Lasteyre Dussaillant從Bavaria地區引入工人和石材，於巴黎開設首家石印出版店，一時之間群起學習，成為熱潮。

Niépce的先祖原是Burgundy地區Chalon-sur-Saône的貴族(至今家族仍有生產Burgundy紅酒！)，只是經歷法國大革命之後家道中落，為了家計Niépce及其兄Claude合作嘗試過多種工業發明，希望能夠增加收入。於是當巴黎掀起石版印刷熱潮的時候，他就在與Claude合作搞船用發動機的同時，也進行有關的印刷實驗。

由於Niépce的住處頗離城市，購買Bavaria的石材很不容易；他乃從本地石材到轉用金屬為底版作印刷，並由此而進至嘗試攝影。曾經有段時間攝影歷史學者都說攝影是從繪畫演進的，但從Niépce的例子來說，其實改進印刷術的意圖更大。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麼Daguerre發明的照片是些銅板，其實如果了解Daguerre的方法是源自Niépce對印刷術的實驗，就可以把握得到了。

Niépce和Daguerre在1829年簽訂合作協議書後，未能在技術上有產生更大的改善。他的方法用數小時來產生印刷用的底版不算很差，但若應用於留存短暫的光影效果就不行了。是故當他在1833年病逝時，跟Thomas Wedgwood一樣沒有留下用攝影拍製的人像照片。

目測的良心

有人問那個ＸＸ師，你目測的大廈後來倒下來了，你有內疚嗎？上帝，這真是一個好問題，因為問的不是「有無做錯」，我們的公務員奉行「程序正確即使結果錯了也還是正確」的神聖定論，他們不會有錯的。但內疚，就是說，你無做錯，但你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嗎？你能夠做得更好嗎？你雖不殺伯仁，但伯仁因你而死。

曾志豪在今天(13日)《信報》副刊的專欄討論政府強調「行之有效」的目測法，至末段向公務員發出了上述的一個問題。當程序法律在管治上失效的時候，最終我們還是要求諸道德。

曾志豪說的是這幾天香港死因庭審理去年1月發生的馬頭圍道塌樓奪命慘案。根據傳媒報道，庭上房屋署的高級測量師、測量師、高級結構工程師等等紛紛說他們之前經過目測認為樓宇本來安全，只是業主聘用的承建商毀了鋼筋才導致樓塌人死。相反，獨立的專家證人都鑑證樓宇早已是岌岌可危，承建商的責任其實小之又小。

這裡貼上《明報》前天和昨天刊登的有關各官員的照片，各位可以目測一下他們的良心，以及攝影記者或圖片編輯的目測。

那用8小時攝製成的模糊影像是攝影的原點嗎？

繼續討論翟宗浩君在7月21日《信報》發表的文章「港女起錨，我們拍照去！」。翟文說： “自1822年法國石版印刷工人／發明家 Niépce 成功拍製第一幅照片，經歷了兩百年，攝影術以原始的玻璃底片，發展成膠卷，由黑白步入彩色宇宙，並繼續進階數碼影像。”以Niépce的實驗來擬定攝影的開始，是很值得討論的事；也正好讓我繼續上月開始的「返回原點」系列。

著名的攝影史學家Helmut and Alison Gernsheim夫婦在有關攝影術是誰發明的爭論之上，也是採取了是Niépce的看法；他們的論據大概就是翟宗浩君所說的，「Niépce成功拍製第一幅照片」。問題是Niépce的「成功拍製」是在他位於巴黎遠郊Chalon的私宅，起先也沒有對外宣佈；後來他往巴黎和倫敦尋求贊助都無功而還，如果不是他的實驗被供應鏡頭的製鏡師Charles Chevalier洩露給舞台繪畫師Louis Daguerre知道了，二人合作後Daguerre將他的方法改良再獲得法國政府在1839年收購公諸於世，時已逝世的Niépce的名字恐怕一直會湮沒於歷史之中。

那麼，還有沒有像Niépce的情況而不為世知的其他人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十九世紀前後試驗攝影術的，現在我們都知道是頗有數人的。

另一個常被視為攝影術的起點的，就是上面所說法國政府收購了Daguerre的攝影法後，在1839年8月19日於巴黎的會議上公開介紹其術，讓英聯邦外全世界的人免費使用。換言之，這是攝影術公開問世的日期，在此以前像Niépce等的實驗，都是私下秘密進行的。

有趣的是，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年以後，好些攝影者都不以Niépce或Daguerre作為攝影術的鼻祖，反而轉去尊崇在二人之間、1830年代初年搞攝影的英國人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在香港很有粉絲的日本攝影家杉本博司，也是哈Talbot族的一員喔！推其原因，主要是Talbot才是發明用底片負像曬放而產生正像的先鋒：Daguerre的方法，至1860年前後就漸漸被淘汰了。

1999年時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出有關攝影術是誰和在什麼年月的爭論，多年來一直都混合著國族情緒：十九世紀初年英法兩國在西方爭雄，法國政府買了Daguerre的攝影法後公諸於世，就說是帝國送給全世界人民的禮物；Talbot知道消息後馬上行動，聲明他才是更早的發明者：從他後來把其使用的像紙定名為Wellington(滑鐵盧戰役擊敗拿破崙的英國將軍)，他的舉措可以說是既為個人也為國家名譽；法國人為了證明他們是較早的，於是擡出了之前只低調稍提的Niépce。至此英國再有人介紹了Thomas Wedgwood，他在19世紀前就開始嘗試使用照相機用光製圖了！

此外，德國人點出了1724年發現滷化銀在日光照射下變黑的Johann Heinrich Schulze，中國人則追溯至公元前四五百年的墨子。

撇開這些民族主義情緒來看，爭論的中心在於我們要用什麼定義來決定攝影術的開始：是最早開始實驗嗎？最早成功？最早宣佈？最多人採用？還是光學或者化學上的先行者？

這樣說來，從科技角度去探求返回攝影的原點，恐怕還會是徒勞無益的。

插圖是Niépce在1827年左右用約八小時製成的照片，現時普遍認為是世界上最早試驗成功的照片。